亲历华尔街货币战争
2010-03-21 10:37:54 来源： 作者：
这位当今华尔街最出色的华人投资者，深谙所谓“货币战争”中的游戏规则，他会叶落归根吗？
与索罗斯、巴菲特、罗杰斯等全球金融投资圈内响当当的大牌们相比，江平更像是个潜在华尔街职业投资圈水底的投资高手。
他在最近一年的声名鹊起源于美国专业杂志《交易员》月刊的一份榜单。根据该杂志2007年4月的评比，赛克资本管理公司(SAC)董事总经理江平以1亿至1亿五千万美元之间的年收入跻身“百位顶尖交易者”。难得的是，榜单上收入过亿者几乎都是拥有巨额资本的对冲基金老板，像江平这样全凭交易业绩入选者实属少见，而这也是这份全球金融精英名单里，第一次出现华人的名字。
2007年中国的金融谈资众多。从楼市到股市、从猪肉到柴米油盐，资产价格与消费品物价双双攀升；一本《货币战争》悄然高踞畅销书排行榜。
在赛克资本位于纽约曼哈顿的办公室接受《中国企业家》专访时，10多年来出没“货币战争”前沿阵地的江平认为，所谓有组织有预谋、政府与大银行联合发动的“货币战争”的说法与其说是惊天的发现，不如更像是外行的臆想。他认为，过多地强调“货币战争阴谋论”，对于中国融入国际金融体系并没有好处。
但江平密切关注持续下跌的美元和中国外汇投资由此面临的严峻挑战。不久前纽约举行华人金融协会年会，江平以一篇主题为“弱势美元与全球投资的挑战”的演讲，引起华人金融圈小范围的震动。江平说：“人民币将逐渐崛起为一种世界性货币，其与美元的伟大博弈将会是我们一生中亲历的最具历史意义的事件之一。”
42岁的江平书生模样，略显瘦削，目光炯炯，带着时刻处于火线的那种警觉状态。
做空美元
雷曼兄弟是江平华尔街生涯的起点。
1995年，雷曼兄弟因墨西哥比索贬值受损，信用被降级，公司的拉美外汇交易部名存实亡。刚从斯坦福大学进入雷曼的江平最初只是在技术支持部门工作，并非一线交易员。一次某位客户来雷曼询问某个结构复杂的日元衍生物价格。要知道，公司交易员和分析师一般依赖系统模型、基于纽约市场普通衍生物价格计算结果。但当时没有任何日元衍生物背景、也没有接触过公司衍生物模型的江平通过心算报出价格，早于模型计算结果20多分钟，两者误差很小。在场的一位高级交易员当即决定邀请江平进入交易部门，指派他去做在旁人看来生存机会几乎是零的比索交易。
江平逆流而上，每日工作十七八个小时，不论是吃饭、睡觉、走路，他时刻在琢磨对手与自己所做的交易。仓位积累多了后，江每天将交易数据打印出来，一有空就读，硬是将十几页纸几百个衍生品交易细节默记心上，对每个仓位细节了然于胸。
江平对数据的敏感与分析能力是惊人的。在中国科技大学读书时，江平曾两度参加全国大学生围棋比赛，每盘棋多至三百多手，而江平自称他脑子里可记几十盘棋，重要比赛经过一年多都记忆犹新。“每一手棋都有逻辑，每一局棋都有生命，怎么可能忘？”
江平是罕见的兼有短线套利经验与宏观判断的职业投资经理。
对于美元大势江平早有判断。“纳斯达克在本世纪初的崩溃，不仅仅标志着股市的衰落，它预示了一个庞大帝国衰落的开始”。
从2000年起，江平便开始做空美元，可是一开始进展并不顺利，因为美元在美国高科技泡沫破灭以后，出人意料，不跌反涨。在最困难的时候，欧元兑美元跌至0.8250，加元兑美元则跌至1.60，华尔街几乎无人再做空美元。但江平通过灵活的短线交易以及高超的衍生物交易，尚能保住部门赢利。
一直坚守到2002年下半年，欧元、加元、澳元等由底部回弹，江平立刻全力出击，发起反攻。
在这个过程中，加元逐渐成为他做空美元的首选货币。由于人们对加拿大长期的偏见，在2002年底欧元已升值20%，回到1.00时，加元兑美元还在1.58附近探底。江平看好加拿大丰富的资源，特别是能源，他认为加元一旦走出谷底，潜力将超过欧元。到2003年2月，他感到有人在1.52附近护盘，试图阻挡加元的势头。“逆历史潮流而动者必败。”江平作出了少有的正面进攻的决定，“有时我抛出上亿美元，就可使加元升值数十个基点。我立刻知道，护盘者虽然资金比我大得多，但做贼心虚，不堪一击。其所护的美元价位一被击破，将一去不复返。”
江平不隐讳他在这个过程中仍有判断失误、损失惨重的时候。夏季，美元持续三个月反弹，同时全球国债大跌，做空美元的江平损失6000万美元。但由于出色的短线交易，更由于他手下三个印度籍交易员在拉美局部地区频频获胜，即便是在8月底时他仍是雷曼全球2003年度利润最高的交易员。当时，他判断美元反扑至此已是强弩之末。即将召开的七国集团高峰会将明确弱势美元的目标，更多投资者将因此加入抛售美元阵营。更重要的是，他感到市场上一片鸦雀无声。他知道很多做空美元但不善于控制风险者已全军覆没，在投行以及对冲基金已找不出一支像雷曼一样主力未受损且已在局部积蓄力量准备反击的正规军。他向高层上表出师，但由于种种原因，有一位伦敦高管未经最高层讨论便下令全面清仓，造成巨大损失。江平遂萌生离开雷曼之意。
时至今日，江平忆及当年历经四年、屡败屡战、却被事实证明判断准确的做空美元一役，说道，“我那是在顺应历史，创造历史”。
与华尔街主流保持距离
有意思的是，从虎口拔牙般的投机套利交易摸爬滚打出来后，江平转而信奉长期价值投资。2005年开始，已转战赛克资本的江平带领团队在拉美、东欧播种，于2006年收获极大，其时他认为已足够抵御任何市场风波，其仓位可转为长期投资而不须每日避险。
2005年-2006年，江平在A股、B股低迷时大举入市，赢利后，2007年5月，江平在上证综指四千多点时开始在A股减仓，转而加强对香港及海外上市的中国公司的投资。他的判断是，大陆政策会更为开放、投资大军已兵临城下，华尔街少数人将为做空“港股”付出巨大代价。但是由于各种原因，江平此次在与华尔街唱空“港股”的力量的对峙中告负(不过就在江平清仓后不久，港股却迎来大涨，这已是后话。)。
2007年，江平迎来他交易生涯中首个亏损年头。虽然百分比不高，但由于资本量大，损失绝对值不小。
但江平仍坚持他与华尔街主流的距离感。他说，他自己基本不看华尔街的分析报告而靠自己团队对数据进行独立分析。目前江平率领的赛克全球投资团队约有20人，每人负责一个领域，江平每周阅读自己团队成员厚厚一堆的研究报告，有的时候研究报告太多，时间紧张，他就在边走路或边吃饭时让研究员在电话中读研究报告。常常，江平所作的宏观判断来自于他对社会现象的观察。在谈到中国今日与上世纪80年代的日本比较的问题时，他会随口提到一个关键而并未被大量谈及的人口出生率数字，点出劳力市场变化即将对于资本回报率产生影响。
在外汇市场不受华尔街干扰而保持冷静的判断非常难。至今看来，甚至连索罗斯在外汇市场上总体赢利亦甚为有限；巴菲特2003年-2005年做多欧元、日元，业绩平平，最近他转投新兴国家货币已是晚了一拍，而选择巴西则有再度跟风之嫌。江平认为华尔街力挺巴西打压阿根廷，目的在以便悄悄换手，他经过独立分析认为“南美真正的价值在阿根廷”。
说话间，江平手下的一个研究员拿来份报告，是有关中国三大石油公司(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相对业绩以及华尔街的评估历史。
江平指着这份报告指出，他从2000年开始就看好石油，特别是中国的石油股票，但某些华尔街公司却一度表面唱空他们私下里看好的石油，甚至使劲唱空中国国有石油公司。他说，从2001年底到现在，投资这三大公司的平均收益(不包括红利)是10倍到11倍；如果每年年底做调整，在三大公司中只投最不被华尔街所看好的公司，则收益可达23倍；反过来，如果只投最为华尔街所看好的公司，则收益仅为4倍多！江平从2000年开始买入中石油股票，如将分红再投资计算在内，至今已涨了15倍——这是他投资生涯中所持有的涨幅最大的金融资产之一。
当然，江平认为，“这仅是一个极端的例子”，并非凡事都得反着华尔街，但必须独立分析调研。在华尔街投资银行与对冲基金打拼十多年，江平宁愿将华尔街看作一个为利驱使、贪婪险恶的江湖。在被问到今天的中国国家投资公司该寻求什么样的投资机会时，江平稍一停顿，说：“机会与陷阱并存，你要先听哪个？”
“重要的是加强自己的研究能力，而不是盲从华尔街时尚。如果人云亦云，容易上当。”
愿为中国金融崛起作“步卒”
在江平看来，华尔街一些金融机构貌似强大，但受短期利益驱使，薄弱环节也很明显。比如在资产管理方面，部分基金利用普通投资者的缺乏经验，以圈钱为目的，不停地推出时尚产品，迎合大众。1993年基金经理们大肆推销新兴国家基金，1999年及2000年他们则配合华尔街券商推出各种高科技基金，如今又大力推销印度基金、贵金属基金等，投资者如一味跟风则利益受损。
江平希望创立一个新的基金，采用与华尔街不同的激励机制，将投资者利益放在首位。这一基金将以体制化的形式，鼓励基金经理追求长期高回报。江平说自从他最初披露这一想法后，已有多家欧美机构投资者以及众多海内外华人投资者表示出浓厚兴趣。
江不怕起点低、资金小。自雷曼兄弟“比索一役”之后，他招收的部下，几乎都是来自中国和印度的数理专业的年轻学生，许多都来自金融机构内的技术支持部门。就是这样一支“貌不惊人”的团队，在江平率领下从比索衍生物打开突破口，继而在墨西哥和阿根廷之战中击溃数十倍资本联手围攻，然后投资全球货币、国债、股票及能源，一度令雷曼外汇部门由弱至强。
但江平心中仍有遗憾。虽然他手下的团队绝大部分是中国人，筹划中基金将来大部分研究工作亦准备在大陆执行，但由于政策等种种原因，公司仍可能注册在海外，多家外资机构可能会持有部分股权。而江平本人非常希望能将公司直接成立于祖国大陆，与国内金融机构合作。
他认为，中国自己培养出来的人才素质不亚于任何发达国家，海外金融界也有众多学识精深，经验丰富但又由于种种原因不能尽展才华的华裔专业人士。中国资本市场日趋规范化、多样化，中国金融事业发展已开始起步。在此基础上成立本土机构，实施“全球集资，中国管理，全球投资，中国决策”，时机已经成熟。
2007年全球金融一大景观是国家主权基金的崛起，其中广受关注的便是中国国家投资公司的成立、以及其接连出手的投资。于江平而言，中投是个报效祖国的机会吗？
江平在美多年，一直保留中国国籍。自2004年以来，江平多次与国内有关方面接触，寻找直接服务中国的途径。“虽然每次接触都有收获，但扪心自问，自己虽有一技之长，但对担任金融机构领导职务是否称职还是有些顾虑。”江平很关注中投动向及其策略，但他说目前所作的，只能是“献计献策”。
他说他在雷曼的经历某种程度上可供以中投公司为代表的走向世界的中国金融企业参考，当先取边角，以图立足；继之积蓄力量，并争取在局部以优势出击；当团队逐渐成熟，中国拥有自己的雷曼、赛克，乃至高盛、大摩时，方可伺机在资本市场上与欧美全面竞争。“所谓‘金角银边草肚皮、高者在腹’。”江平引用围棋中的两句术语说。
江平曾为中投有关人士建议，建立小的交易训练场，建立类似大投行交易台的结构，分外汇、股票、期货交易等部门，招小兵，给他们小资金实战演习，训练独立承担风险和失败的能力，训练结构模型和数据分析能力。
江平表示，如果有朝一日真要替国家操盘，习惯特立独行的他希望要有“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般的信任与操作环境。“给我一个营也好，一个排也罢，给就给了，我无法保证打胜仗，但保证全力以赴。”江平郑重说道。他反复强调金融投资不能依赖外包，而要拥有自己的团队，中国金融走世界目前最需要的就是久经沙场的兵将，如果条件成熟，他愿意身先士卒、冲在一线。
江平不认为自己超级幸运或者天才，能取得成绩不过是做事比较专注投入的结果。他长期保持每天工作十七八个小时，每天睡四五个小时，如今业余时间打太极拳强身健体。顶着赛克董事总经理头衔的江平，仍然保持着一线交易员的作风，在他曼哈顿中城的办公室里，他甚至没有一个玻璃门隔开的单独小房间，而是与团队其他交易员研究员坐在一起。在他的办公桌上有8台电脑显示屏，各种金融数据库和技术图线闪烁，一台直线电话通往世界各主要交易市场。这就是他的阵地。
几个没有被金融数据图形占领的电脑屏幕上，都是儿子替他设置的足球球星屏保图片。
中国金融如何介入全球？
江平对中国对外投资的建言
不断增长的外汇储备正在将中国国投这样的新兴国家主权财富基金推到国际金融市场的前台，与“资本大腕”们同台竞技。江平身为这场博弈中深谙游戏规则的老兵，目睹崛起中的祖国正在加速融入全球资本市场，挑战、机遇与陷阱同时展现。
在战略上我们要有必胜的信心，但在战术上我们仍需谨慎。一个国家资金大并不等于强。日本曾携重金登陆美国，并曾风光一时，但结局却被华尔街杀得丢盔卸甲、溃不成军。究其原因，第一是上世纪80年代日本以岛国暴富之心态，忘乎所以，贪功冒进。90年代“大和”、“住友”、“野村”等金融巨舰先后沉没或重创便是出于这个原因。第二是他们没有建立自己的团队，而是依赖外包、合资或高薪挖角。稍经挫折便树倒猢狲散。金融事业要靠子弟兵，不能靠雇佣军。
中国资本走出国门，机会与挑战并存。最需要注意的是全球资产相对于美元已大幅升值，美元已不再明显高估。有很多市场已出现泡沫，风险极大，投资新兴国家尤其要谨慎，要具体分析每个国家的内在价值，对像印度这样受华尔街热捧的市场要特别警惕。股市方面，发达国家的估值比较合理，而中国一些在海外上市的公司仍有潜力。从外汇市场来看，以中国，俄国，阿根廷为代表的新兴国家潜力最大。从债务来看，大部分新兴国家经济基本面都比发达国家好，但其主权债务利息都高于或远高于发达国家。至于发达国家的公司及房屋货款债务则必须具体分析。
中国在海外投资，会面临一个反向选择障碍：我们做错了选择，外国政府将绿灯大开，而我们做对了选择，外国政府将寻机封杀。中海油收购美国尤尼科石油公司时，虽然华尔街在唱空石油，但美国政府清楚地知道石油供应形势严峻，石油行业整体被低估，故他们找了个借口封杀了这一收购行动。美国曾一度有强烈的反日情结，但日资在80年代房地产泡沫顶峰大举收购美国标志性房地产，或90年代末收购美国高科技企业时，美国政府却乐观其成。
中国对外投资在遇到挫折时，怒而指责华尔街或西方政府并无济于事。关键是应从失败中吸取教训。比如在尤尼科收购失败后，应该立刻意识到，全球的能源资产虽已大幅升值，但与能源供求的现实相比仍然低估。据此如果将收购尤尼科的资金有选择地投向公开市场上的能源股票，应足以取得不亚于尤尼科收购成功所带来的经济效益。在将来的某一天，我国仍可将这一经济利益转化为战略利益。
新加坡国投、以及中国某些金融机构曾在国际市场上调动巨大资金护盘，这与“价值投资，不战屈人”的原则背道而驰。护盘是缺乏自信的表现。而动用数十亿国家资金死守一个点位则是极度的不负责任。虽然护盘者有时可赢得蝇头小利，但风险极大，历史上几次重大丑闻皆与护盘有关。